日本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来自「女性教育」
在和日本老年女性打交道时，我能感受到她们中很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中有些女性亲戚甚至不识字，而她们中有一部分能毫无障碍地英语交流。然而，在思想上，我看到了我们和上一辈人同样的顽固和对单一价值观的拥护。
这种感受在一些二十多岁的日本年轻女孩身上我也感受过很多次，打破现有的框架、束缚对她们来说就是特别特别难的一步——即使简单到对一个骚扰她的男性说“不”。
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矛盾，在这篇文章中，终于得到了一部分的解答。
本文摘自『焼き芋とドーナツ 日米シスターフッド交流秘史』 翻译：AI辅助 校对：muki
日本がジェンダー後進国になった発端は「近代女子教育の挫折」にあった/ 日本是性别平等落后国的根源，在于「近代女子教育的失败」
总结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日本在幕末维新期间女性教育的发展及其挫折，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津田梅子的经历：分析津田梅子作为留学生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期待和她回国后的失落，以及她为何从生物学转向女性高等教育的决策。
2、美国的女性教育：描述19世纪美国女性教育的状况，强调女性教师的高比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反映出当时女性教育的积极影响。
3、日本的教育政策转变：讨论日本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改变，从初期的理想主义转向强化“贤妻良母”的儒教道德观，导致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机会减少。
4、森有礼的角色：介绍森有礼在推动女性教育方面的重要贡献及其在女性教育理论上的见解，特别是他对女性高等教育必要性的认识。
5、性别差距的形成：总结近代女性教育的失败如何导致现代日本社会的性别差距与女性自立机会的缺乏，阐述这一现象对当代女性发展的影响。
6、文章整体探讨了教育、性别、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背景。
以上总结由AI生成
引言
在幕末维新期的日本，从美国归国的留学生们试图普及女性的高等教育。然而，由于日本政府推进基于“贤妻良母”的教育方针，这一尝试受挫，女性们最终被纳入组织和家庭中，成为低薪劳动和家务的承担者。描绘日美两国女性劳动者自主意识与奋斗历程的湯澤規子的新版书籍《焼き芋とドーナツ》从中介绍了现代日本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其中一个原因，即近代女性教育的失败。
津田梅子在美国看到和学到的东西
大约150年前，津田梅子怀着对新日本教育的美好期待前往美国，回国后，她为何在失落中渴望第二次留学？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对生物学产生兴趣的她，为什么却在回国后将后半生投注于女性高等教育上？
如今，我终于感同身受。这背后是近代日本初创期所追求的“新女性教育”及其失败，构成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巨大波动。
1871年，梅子等日本女孩被送往美国，期待她们能够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机会，开拓新的时代。为实现这一理想，当时在美驻小弁务使的森有礼在等待梅子她们的到来。
森在报告日本教育的同时，向美国的知识界征求意见，并在与梅子相遇的2年后，也就是1873年出版了名为《Education in Japan》的英文书籍。（注1）这本书中提到，梅子她们所在的19世纪美国家庭中，女性教育的情况如以下所述。这与本书后半部分讨论的美国女性的生活史相呼应，便为大家节选一部分。
在“女性教师”这一项下，美国女性教师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当高的，公立小学中约四分之三的教员都是女性。这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在拓荒时代及南北战争期间，男性往往缺席，女性在社区中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角色。
此外，由于新成立的社区无法支付足够的工资，用低薪雇佣女性教师能节省成本。
森指出，需要关注到的是，女性教师多并不仅仅因经济原因，还因为她们具备作为教师的高素质。接着，在“女性的教育”这一独立章节中，详细描述了具体情况。
在初等教育中，女孩同男孩一样接受教育，无数家庭在耕耘国家的同时，贡献着年轻人的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宗教文化的影响也在形成道德和信任。森认为，这种教育模式源自新英格兰移民希望在新土地上生存所必须的知识，不论男性或女性。
新国家建设过程中，美国特有的社会背景使得这些事实尤为引人注目。正如本书所描绘的，成为小小说家和科学家的女性，以及开始在工厂工作的清教徒女儿们的童年及其之后的生活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种背景的体现。
女性未曾成为高等教育的对象的状况同样得到了指出。森列举了一些在美国女子教育方面做出贡献的具体人物，强调在50多年里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卓越表现，导致劳动者的素质显著提高。工业革命时期，女性开始获得工资，也有女性支撑家庭出现在社会中。在此背景下，森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如下所述：
The necessity, therefore, for higher instruction for women has been widely and deeply felt, and the disposition to recognize and provide for this necessity has increased very rapidly within a few years.（注２）
因此，女性对高等教育的必要性被广泛深刻地认识到，并且在短短数年内，承认和提供这种必要性的愿望迅速增长。
书中指出的多所大学的例子中，包含了与津田梅子一同前往美国的山川捨松和获得学位的艾伦·斯瓦罗·理查兹的巴斯大学。尽管如此，森也未忘指出，在大学中接受与男性相同教育仍然充满困难。1870年代初，森在撰写这本书时，艾伦·斯瓦罗·理查兹刚刚从巴斯大学毕业，尽管她仍努力追逐学术热情，企图闯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女性们的奋斗与挣扎随后在本书后半部分被探讨过。
由于亲历了美国女性教育的激烈变迁与快速发展，森无疑有着全球视野，充分理解了女性教育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森深刻共鸣于美国在新国家形成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并期望通过教育为新兴的日本开辟未来。这一理想与激情促使津田梅子她们回国后，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激情去推广女性教育，与生活在日本的女性一起，开创时代。
作为现代起点的“新女性教育”的失败
然而，梅子她们在1882年回国时，政府的教育方针已大幅转变，与初期的理想背道而驰，女性获得和男性相同的高等教育机会已无迹可寻。不幸的是，作为初代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在返国后遭遇暗杀，于1889年去世。虽然明治女学校在参考美国的基础上仍在进行“新女性教育”的探索，但如本书第四章所述，这样的努力并未持久。
随后，政府开始重视以儒教道德观为基础的“良妻贤母”女性教育，这一方针在工业革命和战争期间不断强化。这种趋势与其说推动女性自立，反而是进一步强化“大家庭”这一家庭主义式的劳资关系，以及新形成的“小家庭”近代家庭制度的巩固。这样，女性失去了通过自身能力与收入独立与自我生存的机会，也未能广泛建立起连带关系，而这种事情一直延续到战后。
这一近代早期“新女性教育”的失败，可能正是现代日本社会性别差距指数长期处于低位的根源。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表明，国家和企业在一同共谋的思想基础上，把“内助之功”与“贤妻良母”的逻辑有意融入社会制度与家庭制度。尽管日本终于在1945年承认了女性的参政权，女性自身内心的“我”和“我们”的获得及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仍显得缓慢。这一现象与本书开头提及的《我的“女工哀史”》被问世之前耗费长时间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美国的工业革命使女性意识到，作为“共和国的母亲”以外还有其他生活方式，从而激发了独立意识，成为女性自立的新选择，如单身女性作为女工或教师。由此，她们开始讨论“谋生所需的工资是什么”，推崇“生活工资”而非“最低工资”的思想转变正是这一成就的体现。美国女性以“人格的耕耘”为思想基础，在新的国家中寻求与新时代共同生活的可能性。19世纪中期以来，移民的增加使得跨阶层的姐妹情谊得以展现。
然而，在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扩展使得女性独立生活的困难也随之增加，这样的严酷催生了女性在各地的团结与讨论，最终形成全国性的网络。
（注1） Arinori Mori, Education in Japan, D. APPLETON & COMPANY, 1873.（参见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料）关于森有礼的女性观与女子教育，参见长谷川精一 "森有礼的女性观与女子教育思想,"『相爱女子短期大学研究论集』40, 1993年, 51〜63页。
（注2） 同上1，191页。
（注3） 上野千鶴子[『家父长制与资本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https://amzn.to/3RttYxB) （岩波现代文库）等相关资料可供参考。
